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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荷7031的博客

晓来谁领荷塘色 花开花落两由之

 
 
 

日志

 
 

赵家楼上空理与非理的历史辩白  

2009-05-04 00:01:49|  分类: 书生意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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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六月荷 

  

“五四”运动爆发前四年的1915年5月7日,袁世凯政府被迫接受日本的最后通牒。消息迅速传至海外,中国留学生群情激奋,以各种形式进行抗议。

胡适当时正担任留美学生杂志《中国学生月刊》的编辑。他写了一封《给全体中国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号召大家保持“爱国的清醒头脑”。他说,作为学生,当前的任务就是读书,好好地准备自己,等到国家克服暂时的危机之后,再去帮助她进步。

“五四”上空理与非理的历史辩白 - 六月荷7031 - 六月荷7031的博客

很自然,胡适的观点立刻给自己招来一片骂声。立刻有文章指责胡适不是什么“爱国的清醒”,而是“不爱国的糊涂”,甚者干脆给了他一个称呼:“卖国贼”。

1919年4月底,巴黎和会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爱国学生团体原本决定于“5·7”国耻日四周年纪念这天,举行示威大游行。然而,来自巴黎的消息已经令热血沸腾的学生们等不到那一天了。

1919年5月4日下午,学生们齐聚天安门,挥舞着小旗,拉着写有“还我青岛”、“拒签和约”、“抵制日货”、“打倒卖国贼”等口号的横幅,向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区进发。

在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中,游行总指挥、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时而振臂高呼,时而指挥维持队伍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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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交民巷原是游行的最终目的地。学生们本想向美、英、法等国公使递交声明书,表明捍卫山东主权的民意。不巧,5月4日这天正好是星期日,各国公使都不在。学生们便要求穿越使馆区游行,但捕房不让通过,交涉中愤怒的学生渐渐按捺不住。

这时,游行队伍中有人提议:“干脆到外交部去,到曹汝霖家去!”(曹时任交通总长,是“二十一条”谈判的参与者),此项提议立即赢得了学生们的附和。游行总指挥傅斯年,担心发生意外,极力劝阻同学们冷静、不要激动,但喧嚣愤怒的情绪和声浪,已经使年轻的傅斯年无法控制了,他只能领着游行的队伍,前往曹宅所在地——赵家楼胡同。

当天中午,曹汝霖、章宗祥正应总统徐世昌之邀在总统府参加宴会。席间,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曾向曹、章预警,让他们防范学生可能采取的过激行为,但并未引起二人的重视。下午3时许,曹章二人还是一并回到赵家楼。为了慎重起见,吴炳湘派了几十名警察专门加强了赵家楼周围的防卫。

4时30分左右,愤怒的学生队伍抵达曹宅,游行的队伍高喊“打倒卖国贼!”的口号,意图让曹汝霖出面与学生对话,得不到回应后,学生们就开始用石块等对曹宅进行攻击。当时,曹的父亲患半身不遂,正在廊下休息,险些被石子击中。随后,学生们冲破警察的阻挡,翻过围墙,打开大门,涌进曹宅。

冲进曹宅后,学生们逐个破门进屋寻找曹汝霖。曹仓促间躲进一间隐蔽的小屋,章宗祥则在曹家仆人的引导下躲进地下锅炉房,学生们只遇到了来不及躲避的曹妻和行动不便的曹父。见此,激动的学生便开始捣毁家具,遭洗劫后的曹家一片狼藉、几无完物。

但事情还没结束,北京高师学生匡某取出随身携带的火柴,准备放火。北大学生领袖段锡朋发现后,立即阻止匡说:“我负不了责任!”。匡愤愤地回答道:“谁要你负责!你也确实负不了责任。” 当时,除了段锡朋以外,还有一些同学,主要是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认为当下的行为已经超越了法理,对此颇有非议。但是,失去理性的火苗还是被点燃了。

章宗祥见火起,赶忙跑出来,向后门奔去,即被学生们抓住一阵痛打,直到有人说“他好像不是曹汝霖”时,学生们方才住手。这时又听见有人喊“刚才并没有打错”。于是,学生们又将章宗祥拖回痛打。直到火势渐大,又听见有人叫喊“曹汝霖已经给打死了”时,才纷纷散去。

之后,章宗祥被急送同仁医院抢救,32名学生陆续被捕。冷静下来的学生也开始担心了,毕竟都是知识青年。他们深知此次行为后果严重,政府和民国法律是不会轻易放过他们的。

刚巧,一位叫郭钦光的北大学生去世。有学生便提议,让大家一口咬定郭钦光是5月4日那天被曹家仆人打死的。于是,郭钦光便成了运动中唯一的“烈士”,受到无数鲜花和哀辞的追悼。当时的学生领袖,后来的清华大学首任校长罗家伦对此事很不以为然,事后撰文说:

“郭君那一天因为走路过多,身体过劳而使肺病加重乃是确实的。我们应该同情他,但是把他造成‘五四’的烈士,全国亦以烈士待之,多少未免有点滑稽。”

迫于各方的压力,北洋政府还是于5月7日上午,释放了全部被捕学生。

北大红楼前,北大校长蔡元培亲自迎接被捕学生。北京高师门前,被捕学生佩戴大红花,受到了英雄般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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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大家为学生齐声喝彩的时候,时任北大教授的梁漱溟发表了一篇题为《论学生事件》的文章,他说:“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绝不能说我们所作的都对,就犯法也可以使得;我们民众的举动,就犯法也可以使得。……我愿意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愿意检厅去提起公诉,学生去遵判服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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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晨报》刊发文章《学生事件和国家法律问题》,认为现在既已承认学生运动是合乎正义的,法律就应该为正义服务,否则就是野蛮时代的法律,没有什么功用。《国民公报》社长蓝公武(建国后任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也发表题为《评梁漱溟君之学生事件论》的文章,认为群众的正义行动可以侵犯个人自由。

很显然,梁漱溟的观点虽然给兴高采烈的人们泼了一盆彻头彻尾地冷水,但确实是不合时宜的。让“五四”痛打“卖国贼”的学生接受法庭的审判,在当时只能被人们视之为冒天下大不韪的迂腐之见,于是,反对梁漱溟的意见很快占了上风。

但梁漱溟并不孤独。罗家伦也开始了反思,他说:“好不容易,辛辛苦苦读了几年书,而去年一年以来,忽而暴徒化,忽而策士化,忽而监视,忽而被谤,忽而亡命……全数心血,费于不经济之地。设使我以这番心血,来完成我所想译的三五部书,我对于中国的文明,比之现在何等贡献?偶一回头,为之心酸”。他说,五四以前的中国是气息奄奄的静的中国;五四以后的中国是天机活泼的动的中国。五四运动的功劳就在使中国动起来。但总的来说,罗家伦认为五四运动是一次失败的运动。以致一年后,罗家伦与段锡朋等几位曾经的学生领袖一起,在蔡元培、胡适的安排下赴美留学,离开了政治漩涡的中心。

傅斯年则更加迅速地离开了政治。由于傅斯年对运动中暴力行动表现出的疑虑和不满,在随后的辩论中被一位同学殴打后,“五四”运动和傅斯年便不再发生关系了。

梁漱溟在当年甘冒着天下之大不韪的风险,提出反对一切以公意或事物的正义性为借口,背离法治、崇尚暴力的行为。其中是非,经过“五四”后近百年的触目惊心的试错,应当有答案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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