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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荷7031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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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认识这样的美国——居于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的感悟(六)  

2011-12-18 07:30:3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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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认识这样的美国——居于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的感悟(六) - 六月荷7031 - 六月荷7031的博客

 文∕六月荷

 审判制度在维护民主方面所起的作用,比选举权来得还重要。

                                                               ——托马斯·杰弗逊

宁可放过一千,不可错杀一个

1994年6月12日,体育明星、全美最著名的橄榄球运动员、全国广播公司体育节目评播员辛普森的前妻尼科尔·布朗和二十五岁的美国男孩罗纳德·戈尔德曼被发现血淋淋地倒在了尼科尔的别墅内。大量的犯罪证据直指辛普森,故而辛普森被列为头号嫌疑犯。同年,7月7日,辛普森被控两个一级谋杀罪(杀害尼科尔和戈尔德曼),如果罪名成立,他将被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   

辛普森案件之所以能够引起美国社会的极大关注,最重的要原因当然是辛普森的名人效应。虽然普通民众由于好奇心的驱使,希望美国司法部门能够尽快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但同样作为民众瞩目焦点的美国司法部门却丝毫没有这份闲心与好奇,因为通过前面的介绍已经能够充分认识到了,这是在美利坚合众国,这是一个“人权至上”的国家。

宪法第五条修正案是这样说的:“无论何人,除非根据大陪审团的报告或起诉,不得受判处死罪或其他不名誉罪行之审判,惟发生在陆、海军中或发生在战时或出现公共危险时服现役的民兵中的案件,不在此限。任何人不得因同一罪行为而两次遭受生命或身体的危害;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证其罪;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不给予公平赔偿,私有财产不得充作公用”。

辛普森自然有这样的能力,他聘请了全美最著名的律师组成了“律师梦之队”为其辩护,其中包括著名的华裔专家李昌钰。控方检察官一点也不含糊,都为全美顶级的司法好手,双方阵容强大。仅仅陪审团的组成就耗时三个多月,由304名平民候选人中挑选了12名陪审员和12名候补候选人,控辩双方同意,由洛杉矶最高法院日裔法官伊藤担任主审法官,因为此案的举世瞩目而被称为“世纪大审判”。控方、辩方、法官、陪审团万事俱备,1995年1月24日,辛普森案正式开庭审理。

1995年10月3日,美国西部时间上午10点到10点10分,没有人去教室上课,没有人去打电话,没有人去洗澡,也没有人去遛狗散步,民航班机在等待,金融活动停了下来。克林顿总统也放下手中的工作,离开椭圆形办公室和助手们一起到秘书办公室里收看电视直播。全美国停止了工作,全在凝神听取辛普森案件的最后裁决。在整个国家,甚至是全世界的期待下,司法官罗伯森女士宣读裁决:“辛普森被判所有罪名不成立”,宣布辛普森无罪,当庭释放。   

辛普森的当庭释放,意味着代表公权一方的司法部门的失败。确实,在这长达一年多的控辩大战过程中,你来我往,基本上势均力敌,最终由于控方不经意地两个小失误(警察证人佛曼的种族主义倾向和华裔冯警官的技术失误),让独立的陪审团认为“控方证据的可信度值得怀疑”,终使控方败下阵来。

美国的司法制度在寻找罪犯的过程中,首先必须保护一个普通美国人在处于不利地位时候拥有的自由和基本权利。美国人认为,代表公权的控方他们往往掌握着巨大的资源,从而使普通平民处于一个十分不利的位置。如果不从制度上加以保护的话,那么被冤枉、甚至被公权陷害的可能性都是极大地,必须对此加以限制,防止政府和执法人员侵犯公民权利,甚至滥用职权、陷害平民。

首先、司法的彻底独立性。无论什么性质的案件,政府无权干涉任何一个审理过程,控辩双方都不会有来自上方的压力。

其次、无罪假定。被告并不等于半个罪犯,无论嫌疑人被控的罪行有多么严重,不论控方的证据是多么有力,在没有被法庭宣判有罪之前,都必须假设他是无罪的。无罪假定决定了控辩双方在道义上的平等地位,保障了嫌疑人的基本权,从而避免被告输在道义和庭审起跑线上,沦为“待宰的羔羊”。

第三、证据不足,不能定罪。首先寻求的是“公正审判”,当判决发生困难的时候,宁可“错放”、也不“错判”。要求控方取证科学、严谨、可靠。

第四、陪审员独立于政府之外,独立于司法系统之外,独立于任何政治势力之外,不受任何人操纵控制

第五、两次困境。第五修正案里有这样一句话:“任何人不得因同一罪行为而两次遭受生命或身体的危害”。在美国法律的术语中,这叫“两次困境”,将一个公民置于“两次困境”是违宪的。辛普森案件已经过去十多年了。只要提及这个案子,人们仍然从内心里存有一个判断,“只有他是最可能的凶手!”但一切都已经无济于事了。即便有一盘清晰真实的反映有辛普森杀人全过程的录像带通过媒体展示在世人面前也是毫无用处的。是的,宣判后,如果执法者不甘心,明天弄点什么,后天再弄些什么,重新起诉,被告就不可能有安宁的日子,“两次困境”恰好杜绝了这样的可能。

我更加相信,一个好的社会最终得益于一项好的制度。当一项制度的出发点和归宿都在于真正保护它的公民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上帝必将垂青于这片土地和生活在这一土地上的人民。当然,所有的这一切都不是与生俱来的,它完全赖于全社会的理性和对人类尊贵的追求以及一个对健全独立的司法制度、健康的社会机制、良好觉悟的社会和公民团体的孜孜以求,并且还依赖于全社会具备普遍的正义感和公民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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